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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汤显祖在任遂昌知县时曾在《答习之》的信中说：“平昌令得意处别自有在。第借俸著书，亦自不恶耳。”多年来，学术界对汤显祖在遂昌“借俸著书”问题，众说纷纭。本文作者通过认真考证，以比较充分的依据证说汤显祖在遂昌五年间“借俸著书”有三：一是在遂昌重修《宋史》；二是在遂昌改定《紫钗记》；三是在遂昌撰写不朽之作《牡丹亭》。
明代伟大的戏曲家、思想家汤显祖任浙江遂昌知县期间，曾在《答习之》的尺牍中写道：“平昌令得意处别自有在。第借俸著书，亦自不恶耳。”他非常明确地说在遂昌知县任上拿朝廷的俸禄，办完公务，业余“著书”。可是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成了难解之迷。有的学者认为汤氏在遂昌“借俸著书”之书，就是《牡丹亭》，没有别的。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代表作《牡丹亭》也不作于遂昌，而是从遂昌弃官回临川之后匆匆一挥而就。持此论者言外之意，汤显祖在遂昌“借俸著书”之事是不存在的。那么他在遂昌到底有没有“著书”？著的是什么书呢？我想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笔者在主编《遂昌县志》撰写《汤显祖传略》时，经考证认定汤显祖在遂昌县任职期间改定了“临川四梦”的第一个“梦”——《紫钗记》；成功撰写了千古绝唱《牡丹亭》。去春，笔者又就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借俸著书”之事，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根据史实，认为汤显祖在遂昌“借俸著书”有三：一是重修《宋史》；二是改定《紫钗记》；三是撰写《牡丹亭》。汤显祖在遂昌的五年县官生活，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现将关于他在遂昌“借俸著书”史实叙述如下，就教于海内外同仁学者：
一、汤显祖在遂昌重修《宋史》。
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承上启后的转折时期，封建社会因素发展趋于成熟，在有些方面孕育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因素。宋朝的文治武功略逊汉唐，然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昌明、思想的活跃，则超过汉唐，历史内容比较丰富，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元末丞相脱脱于至正五年（1345）主修的这部《宋史》，全书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史书。但由于《宋史》修撰的时间仓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成为二十四史中问题最多的一部史书。自元末《宋史》修成之后，历代学者认为《宋史》在全书体例编次、史料剪裁、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事实考订、文字修饰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不能全面地如实反映宋朝巨变的历史。因此很不满意。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重修《宋史》。即所谓“昔人多有欲重修者”。汤显祖还长于史学，对《宋史》特有心得，是明代重修《宋史》的重要一家。
重修《宋史》并非易事。汤显祖修《宋史》，系多年工余之事，并非一时之功。汤显祖何时开始重修《宋史》,查无依据。但从他《答吕玉绳》中说：“承问，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诚有之。忽一奇僧唾弟曰：严、徐、高、张，陈死之人也，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不如因任人间，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复厝意。赵宋事芜不可理。近芟之，纪、传而止。志无可如何也。”此尺牍中所谓“奇僧”，指他的好友释真可（字达观）。真可曾两次到遂昌和汤显祖会见。是时正值汤显祖有意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皇帝怠政腐朽、宦官为祸、权臣专权的事。同一尺牍里，他很明白地说“赵宋”之《宋史》内容繁芜，“不可理”，太麻烦了。但他还是“理”了。最近是在修改《宋史》，“纪、传而止”，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已经完成。这从万历二十三年（1595）屠隆到遂昌和汤显祖朝夕相处了近半年时间，汤显祖在《长卿初拟游浙东胜处，忽念太夫人返棹，怅焉有作》中所说的：“定道穷愁能著书，正恐春风动游子。”可得到印证。汤显祖在《答平昌孝廉》中说：“诸君贫而病，令尹病而贫。”不正是“穷愁”的写照吗？可见“穷愁”当是汤显祖的自谦。《史记》七六《虞卿传》太史公曰：“然虞公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十二——奉赠王中允维》云：“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 屠隆此次在遂昌时间较长，理应知道汤显祖正在重修《宋史》之事，并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凭汤显祖的水平一定能修出一部高水平的《宋史》来的。可见汤显祖在遂昌“借俸著书”，重修《宋史》应是无疑的事。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钱谦益（万历三十八年第三名进士及第，官至礼部侍郎）在《跋东都事略》中云：“《宋史》既成，卷帙繁重。百年以来，有志删修者三家：昆山归熙甫、临川汤若士、祥符王损仲也。……若士翻阅《宋史》，朱墨涂乙，如老学究兔园册子。某传宜删，某传宜补，某人宜合，某传某某宜附某传，皆注目录之下。州次部居，厘然可观。”其实，“百年以来，” 有志修《宋史》者何止“三家”？如明嘉靖（1522—1566）中，朝廷议定重修《宋史》，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未见有成。汤显祖重修之《宋史》其底稿自体例、纪、志、表、时事、人物传等都已改定。所谓“如老学究免园册子”是说汤显祖已将修改的《宋史》进行分门别类编集。也由此可见汤显祖治史的功夫。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又名谢山，浙江鄞县人）所著《鲒埼亭集》中《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中明确地说：“明季重修宋史者有三家：临川汤礼部若士，祥符王侍郎损仲，崑山顾枢部宁人也。临川《宋史》，手自丹黄涂乙，尚未脱稿。长兴潘侍郎昭度抚赣，得之，延请名人，促成其书，东乡艾千子、晋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预焉。网罗宋氏野史至十余簏，功既不就，其后携归吴兴。则是书不特阁下西江之文献，亦于吾乡有臭味焉。是时祥符所修亦归昭度，然而两家皆多排纂之功，而临川为佳，其书自本纪、志、表，皆有更定。而列传体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学于儒林，梨洲先生论《明史》不当分立道学传，本此。归嘉定误国诸臣于奸佞，列濮、秀、荣三嗣王独为一卷，以别群宗（《宋史》不为荣王立传），皆属百世不易之论。至王闰禅代遗臣之碌碌者多芟，建炎以后，名臣多补，庶几《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后，石门吕及甫婿于潘氏，是书遂归及甫，姚江黄梨洲徵君以讲学往来浙西，及甫请徵君为之卒业。徵君欣然许之。及甫因取其中《？历志》请正，并约尽出其十馀簏之野史。成言未果，及甫下世；其从子无党，携入京师，将即据其草本开雕，无党又逝。新城王尚书阮亭，仅得抄其目录，故尝谓是书若经黄微君之手，则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即得无党刊其草本，则流传亦易。而无如天皆有以败之。花山马氏者，无党姻家，故是书旋归花山。未几时，花山之书，散佚四出，海宁沈氏得之，岁在卯辰之间，某在杭闻沈氏以是书求售于仁和赵上舍谷林。亟往阅其大概，力劝收之而不果。壬子之冬，晤沈氏诸郎于京师，叩以是书存亡，则言已归太仓金氏矣。然是书累易其主，所存仅本纪、列传，而其十余簏之野史，则不知流落何所？可为长叹也！是书在吴下，多误以为祥符之本，以昔所闻，则自石门而花山者，确然系临川底稿，黄徵君之言可按也。某少读《宋史》，叹其书自建炎南迁，荒谬满纸，欲得临川书为蓝本，或更为拾遗补阙于其间，荏苒风尘，此志未遂。今倘得遣人向太仓求抄副本，则尤斯文之幸也。------著书难，传之尤难，方之曷惘然！”全祖望在此帖中关于汤显祖著《宋史》书稿之事讲得比较清楚,他认为汤显祖重修的《宋史》是“庶几《宋史》之善本”，他曾经“欲得临川书为蓝本，或更为拾遗补阙于其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汤氏所修《宋史》书稿“累易其主”，未传下来，确实“可为长叹。”
清史学家王世禛在《分甘馀话》的《删宋史》一节中写道：“虞山钱先生（谦益）跋《东都事略》，述归熙甫、汤若士、王损仲三家删《宋史》始末尽详。云声明‘……若士阅《宋史》，朱墨涂乙，……厘然可观。今损仲草稿及临川《宋史》旧本皆在吴兴潘昭度家’云云。余昔在京师，所见即临川手笔，所谓朱墨涂乙是也。余曾抄其目录，祥符草稿则不可得而见矣。又闻吉水刘状元晋卿上公车，只携《宋史》删本一部，或即临川本耶？”王世禛认为刘晋卿所携的那部《宋史》修改本，就是汤显祖改成的《宋史》稿。
汤显祖给知己刘应秋之子刘晋卿（同升）的尺牍，《与刘晋卿》中云：“又，发故箧索尊公手教，长短近三十余纸。时为伤心。至其中论时事人物，每多至言，可定是非之极，以发国史所未备。不可不传。且经不佞裁定，幸次第抄入刻内，并尊公手笔见还。我两人光景如在目前，不知后人能似此否？”可见汤显祖所修《宋史》书稿曾经向好友刘应秋征求过意见。刘对其史稿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写成书面意见给汤。元修之《宋史》对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是非失当之处比比皆是，这也是汤显祖所修改《宋史》的重点部份。该尺牍中所说的“国史”，就是《宋史》。因为《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所论“时事人物”系指《宋史》中之“时事人物”，己经汤显祖的裁定。汤把自己裁定的《宋史》稿和当年刘应秋的手笔三十余纸给了刘晋秋（同升）。正如王世禛所说的“余在京师，所见即临川手笔”；全祖望所说的：“是书在吴下，多误以为祥符之本，以昔所闻，则自石门而花山者，确然系临川底稿。”也有可能到后来，从刘晋秋手里落到了时任赣州抚军的潘昭度手里。总之，如上所说“临川手笔”、“临川底稿”“在京师”、“在吴下”为后人所见，这是事实。笔者认为汤显祖在遂昌至回临川用了很多心血重修《宋史》，他的“百世不易之论”，对后世重修《宋史》都会有积极的影响，其功不可抹。
在此需要提及与此相关的是汤显祖在遂昌时写的一首诗，题为《遂昌松阳界万岁山口号》。该诗的小序写道：“山，旧名晚翠，赵康王避金骑所栖。”也就是说当年宋高宗为避金兵的追击曾驻跸“万岁山”（即今松阳之万寿山）。汤显祖治学严谨，正因为他在遂昌“借俸著”修《宋史》，拥有可靠的史料依据才如此肯定的说，而不是“据传”、“相传”。笔者为此作了考证：（一）根据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建炎三年（1129），因金兵入侵，李清照“从御舟海道而至温（州）”。次年12月，经松阳县到巨州，再至临安（杭州）。按此路线，必经松阳“万岁山”。（二）据光绪版《松阳县志》第九卷·“流寓”一节中记载：“刘一先，汴梁人也。由武进士任镇国上将军，从宋高宗南渡，徙居旧市，至今子孙蕃昌。”旧市，即今松阳县古市镇，“万岁山”离此不远。（三）查松阳古市上安《刘氏宗谱》之《三修宗谱序》载：“自宋右丞相挚公传至孙翰林学士甲公因南渡后见浙东山水秀丽，遂有意隐居林泉之意。”说明刘甲当时也随宋高宗到此地。足以说明汤显祖关于宋高宗南渡时，途经松阳县，驻跸“万岁山”之说是可信的。
二、汤显祖在遂昌改定《紫钗记》。
据王骥德《曲律》，汤显祖在任遂昌县知县期间，曾问孙如法： “王骥德对《紫箫记》如何评价。”此时《紫钗记》以下未出。
汤显祖在《紫钗记题词》云：“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时也。《记》初名《紫箫》，实未成。亦不意其行如是。帅惟审云：‘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也。’姜耀先云：‘不若遂成之。’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中有紫玉钗也。------曲成，恨帅郎多病，九紫、粤祥各仕去，耀先、拾芝局为诸生，倅无能歌乐之者。人生荣困，生死无常，为欢苦不足，当奈何！乙未春清远道人题。”此题词作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春。此剧的写作历时二十年。汤显祖于万历十五年写的《京察后述》云：“文章好惊俗，曲度自教作。”说明在此前后年“南都多暇”，改《紫箫记》为《紫钗记》。还仅仅是作了一番“删润”而已。许是由于抗疏大庭之后，谪尉徐闻等因而延搁，汤公未作定稿，故未问世。任遂昌县令之后，有了写作的好环境，有个好心情，再度“捉笔了霍小玉公案”。汤显祖在《玉云生过遂昌，徐生画扇为别》中清楚地写道：“君子堂前营射堂，琼林桂苑随穿杨。------誓指青松白日短，别泪金灯寒夜长。-----新知那觉异乡县，片语轻相游侠场。令尹风期只如此，十年前事心悠扬。”据光绪《遂昌县志》“射堂”成于万历二十一年。“玉云生”者即吴拾芝，临川人，《紫箫记》的合作者之一。联系“新知”句，可知吴拾芝于是年冬到遂昌县衙作客。又，《柬吴拾芝》云：“兄来署中，真是‘寒从一夜去，春逐五更回’也。”《柬姜耀先》云：“兄谓纵囚观灯，恐有得间者，良然。兄肯放大光明，一破此间乎？小诗并上。”可见，万历二十二年正月，吴拾芝、姜耀先在遂昌，再度协助汤显祖改定《紫钗记》。如诗中所说的“十年前事心悠扬”。
再看汤显祖的《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叙》一文中有关《紫钗记》写作的描述：“------令平昌，邑在万山中，人境僻绝。古厅无讼，衙退，疏帘，捉笔了霍小玉公案。时取参观，更觉会心。辄泚笔淋漓，快叫欲绝。何物董郎，传神写照，道人意中事若是，适屠长卿访余署中，遂出相质。------乙未上巳日（万历二十三年三月）清远道人纂。” 汤显祖在“批订董西厢”的过程探索出董解元写《西厢记》的奥秘就在于“传神写照，道人意中事。”促成汤显祖创作思想的飞跃，他这次改写《紫钗记》也借鉴了此法，所以写起来顺心，“快叫欲绝”。此时，屠隆正在遂昌做客，他把新改定的《紫钗记》拿给屠隆看。“临川四梦”的第一“梦”《紫钗记》在遂昌正式问世了。
汤显祖在《与帅公子从升从龙》尺牍中云：“《紫钗记》改本致送惟审繐帐前，曼声歌之，知其幽尝耳。”帅惟审于万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仙逝，这也说明汤显祖于是年三月之前在遂昌改定“临川四梦”的第一个梦——《紫钗记》，是合情理的。它与《紫箫记》相比，其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有了较大的飞跃。
三、汤显祖在遂昌撰写《牡丹亭》。
1、从汤显祖给友人的尺牍中找到了在遂昌撰写《牡丹亭》的依据。
⑴在《答余内斋》信中说：“平昌拥万家为长，含峰漱谷，大类五松。风谣近胜，琴歌余暇，戏叟游童，时来笑语。当其得意。”
⑵在《答张梦泽》时说：“时为小文，用以自喜。”
⑶在《答祝无功》时说：“夫性能融世而接之，此礼乐文章之根也。------小文破理，亦不足为明公道矣。”
旧时，儒家称礼乐政教以外的学说、枝艺为“小道”。孙过庭《书谱》云：“杨雄谓诗歌小道，壮夫不为。”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云：“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分明是以“情”破“理”的“小文”。汤公在遂昌改定《紫钗记》之后，接着成功撰写了以“情”格“理”的《牡丹亭》。
2、汤显祖的诗透露了他在遂昌撰写《牡丹亭》。
汤显祖居家后还在《戏答平昌建亭之问》诗中写道：“看山忽忆排衙鼓，玩月时分出寺钟。政与栖鸾同恍惚，梦因为鸟得从容。”他在这首诗里回忆了他在遂昌作知县时的政事与文学创作活动。戏剧创作是他政事活动的补充和继续。“梦因为鸟得从容”，此“鸟”喻杜丽娘辈。她好比生活在一个无形樊笼，之“鸟”。正如《闺塾》一折中，春香所说的：“《昔氏贤文》，把人禁杀，恁时节则好教鹦哥唤茶。”又，《肃苑》一折中，春香回陈最良说“故此了。小姐说，关了的睢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汤显祖在《复甘义麓》尺牍中说过：“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戏有极善极恶。”何谓“情”？他在《董解元西厢题辞》中解释说：“志也者，情也。”他又在《赴帅生梦作有序》云：“梦生于情，情生于适。”他说的“情”包括了志向、道德、思想、感情色彩，不只局限于爱情。有这样的“情”，才能“成梦”、“成戏”。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的《牡丹亭》表现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鼓励追求个性解放。回忆 “梦因为鸟得从容”一节，正合汤在遂昌撰写《牡丹亭》的本意。
3、汤显祖的诗证说他在遂昌写以“女秀才”杜丽娘为主角的《牡丹亭》。
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所写的《漫书所闻答唐观察四》中云：“县小河阳花遍开，金盘露冷醉人来。也知不厌山公启，解事长亏女秀才。”“所闻”，指汤得知调温州之消息，未果。他在遂昌任知县，以超人的胆识，把这个山区小县作为理想社会的实验园地，坚持以民为本，勤政爱民，大事决策“因百姓所欲而去留”；税赋公平，执法公正；重视农桑，使广大百姓得以休养生息；除恶霸，灭虎害，逮决剧盗，以保一方平安，社会稳定；建书院、办社学，以振文教，培养人才；他具有伟大的人格，为官以身作则，清正廉洁，重视德治，移风易俗，民风淳厚，一团和气，史称“治绩日益懋，政教日益彰。”出现了“古厅无讼”，“市上无喧少斗鸡”，“家家老少和”，“山也清，水也清”，“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讼庭，农歌两三声”的和谐氛围。他把遂昌县治理成了“仙县”，自喻为“仙令”。这是遂昌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他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地方官之一。可是他得罪了权臣，为日益腐败的明王朝所不容。他感叹“世路良难，吏途殊迫。”借“山公启事”的典故，喻自己仕途坎坷。但是，他有自己的精神寄托，“解事长亏女秀才”。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中说：“其女年一十六岁，小字丽娘，------这小姐聪明伶俐，无书不览，无史不通，琴棋书画，嘲风弄月，女工针指，靡不精晓。府中人指称为女秀才。”这“女秀才”不正是杜丽娘吗？这，也正证说了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五年在遂昌知县任上“借俸著书”撰写以“女秀才”杜丽娘为主角的千古绝唱《牡丹亭》。
4、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五年冬赴京途中抓紧撰写《牡丹亭》。
词人、学者王国维曾引清康熙年间学者江熙（常熟人）的《扫轨闲谈》云：“王文肃（王锡爵）家居，闻汤义乃到娄东，流连数日不来谒，经去，心甚异之。乃暗遣人通汤从者，以观汤所为。汤于路日撰《牡丹亭》。从者亦窃写以报。逮成，袖以示文肃。文肃曰：‘吾获见久矣。’”这就是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五年冬赴京上计途径江苏太仓（娄东）时，抓紧时间加工《牡丹亭》的情况，说明大作告成在即。
5、梅禹金的函证说汤显祖新著《牡丹亭》脱稿于万历二十五年。
好友梅禹金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致函汤显祖云：“近传新著业已杀青，许八丈可为置书邮，何不以一部乞我。”此时“新著业已杀青”，当指汤显祖新创作的《牡丹亭》于本年。于第二年此书印成后，汤曾由吕玉绳转寄给梅禹金一部（据梅禹金《麓裘石室集》卷八）。
笔者于十年前有拙作《“牡丹亭”作于遂昌证说》，首发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报《戏曲艺术》1997年第四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第二期转载、2000年8月在大连举行的纪念汤显祖诞辰450周年国际学术研究会上作交流、2004年6月选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汤显祖新论》，为多种书刊和网站转载，在此仅择其部分说明之（详请见原文）。
作者简介：刘宗鹤（1936?9——），男，浙江省松阳县人，副研究员。196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历任某军区空军司令部机要处干部、高中教师、县越剧团编导、地区越剧团编剧、遂昌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遂昌县志》主编、《浙江省遂昌金矿志》主编、《中共遂昌县组织史》主编、《纪念粟裕逝世十周年论文集》主编、遂昌县史志学会会长、《浙江省古今人物大辞典》编委，浙江省方志学会理事、丽水地区党史学会理事等。曾创作大型现代剧《畲庄新歌》、《迎春传》、神话剧《刘海》、历史故事剧《张玉娘传奇》等戏曲剧本，发表诗歌、散文、小说、革命故事、论文60余篇。多篇论文荣获省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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