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汤公除霸》的创作和演出
《汤公除霸》首演至今虽已近卅年，但往事历历，当年“山城争说汤公戏”的那场文化盛事至今难忘。
1979年11月24日，《汤公除霸》首次公演，地点在遂昌大剧院。这次公演是为庆祝建国卅周年而特别安排的，观看者中有包括来自浙江全省宣传文化部门二百多位领导和专家。
三十年来，在遂昌山城这片土地上，经济建设洪流滚滚向前，精神文明建设蒸蒸日上，其中尤以对汤显祖的研究成就，“汤学”研究的崛起引起世人瞩目，迎来了遂昌21世纪新文化建设的春天。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型历史剧《汤公除霸》，正是这色彩斑斓的“汤学”研究园地中的一隅。回顾其创作和演出过程，可窥见汤显祖文化深厚的人文底蕴，“汤学”研究中既有富于乐趣的一面，又有其探索历程中充满艰辛的一面。
迟到的奖项
遂昌剧院座无虚席，在婺剧的华丽悠扬的乐声中，《汤公除霸》拉开了序幕。人们聚精会神地观看四百年前发生在遂昌山城风云变幻，时而为汤显祖面对黑暗势力进行唇枪舌战的斗争胜利而喝彩欢呼，时而为汤显祖满怀浪漫激情挥毫写下千古名著《牡丹亭》而击节叫好…该剧从“猎遇”打虎的紧张场面开场，环环紧扣，惊心动魄，从“婚变”“下监”“观灯”“探姑”“断案，‘处斩”，直到尾声“弃官”，最后落幕，汤显祖挂冠离遂，出现了吏民送别的动人情景：
幕后歌声
万历皇上坐九州， 括苍莽莽江水愁。
满腔悲愤何处诉? 一弯新月清幽幽。
遂昌渡口，汤显祖布衣麻鞋，站立船头，手捧书卷，凝神远眺。送别人群涌向船边。汤显祖上岸，对众乡亲拱手：“在下弃官回乡，何劳众人远送至此!”一猎户大声答道：“汤大人兴利除弊，造福一方，我等感谢万分!”一村姑跪求道：“大人，请留下!”汤显祖回答：“谢乡亲盛情，遂昌青山虽好，绿水长流，终非我汤某久留之地呀!”一儒生问道：“大人回乡，不知作何打算?”汤显祖满怀豪情笑道：“问我心何寄?歌舞时作伎。回到家乡，还要写一写、唱一唱人间不平之事啊!”说完帆船徐徐远去，众人依依泣别。
幕终，全场掌声热烈经久不息。数百位来自浙江省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和专业人员，神情兴奋，有的热泪盈眶，浙江京剧团编剧陶冶等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代表杭州市祝贺你们创作成功。次日，遂昌剧院门前贴出许多诗句。
11月25日上午，首先由我向大会作了创作体会的发言，大会进行热烈讨论。
11月28日，浙江省献演办公室编的第10期《简报》指出：“这个戏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遂昌县令汤显祖的形象，通过上山打猎，做媒赠银，元宵观灯，发现冤情，处理案件，讲究策略，即兴作诗，演唱《牡丹亭》，表现了他敢于为民除害，刚直不阿，执法如山，又善于用智谋，这就使汤显祖这个形象具备了较鲜明的个性，他既不同于清官包公、海瑞，又有别于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等，因而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好评。”
12月15日，浙江省电台在《百花迎春》栏目中播放了《汤公除霸》的演出选段。
1980年3月29日，《汤公除霸》被授予1979年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演奖和1979-1980剧目创作奖，我专程去杭州领奖，浙江省文化局局长、著名艺术家史行亲自颁奖。
随后，《汤公除霸》作为遂昌婺剧团保留剧目公演，为当时配合平反冤假错案，整治社会秩序起到良好作用。1985年，遂昌县文联举办纪念汤显祖诞辰435周年活动，该剧参加演出，受到普遍好评，《汤公除霸》一直作为保留剧目演出，直到遂昌婺剧团解散。
十六年的冷宫
写汤公颂汤公，如痴如醉激情涌；
正待开锣排演出，天时不利落了空。
这四句话，写出了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写汤显祖剧本的苦与乐。
1961年，我大学毕业不久调回家乡担任婺剧团专职编剧。对于专业编剧这一行，感到很神圣，心情很激动。不久我去杭州参加省剧目创作会议。这次会议要求各人申报创作计划，当时全国盛行新编历史剧，我灵机一动，大胆报名写汤显祖，但是心里很不踏实，因为刚进剧团，编剧本到底还是大姑娘坐轿第一回。哪知，回到县里汇报请示，县委立即批准了这计划。我十分兴奋，只是手头材料空空，但既已批下，也只得硬着头皮，咬着牙上马，发誓要写出好剧本，不辜负家乡父老期望。
我是土生土长的遂昌人，了解家乡的人文环境，熟悉山城古朴的风貌，这为我创作汤显祖提供了历史的想象空间。遂昌虽小，但的确很美。清澈见底的南北两溪环流，宛如一串晶莹的项练，遂昌无愧于瓯钱两江源头璀璨明珠的美名。遂昌的历史久远，汉代建县，民风纯朴，文化悠久，从孩童时我就听到过有关汤公的传说故事，亲眼看见许多汤显祖留下的古迹：汤显祖兴建的启明楼还在报愿寺（城关小学）前耸立。眠牛山隔河相望，跨过木桥就到汤公所建的相圃书院遗址。紫柏大师达观住过的“妙智堂”（汤显祖弃官前也住过）还保存完整。四十年代末我曾进入过旧县政府，亲眼看到过旧衙门的格局：大门内，甬道旁是长长两排冬青树，再进去是开阔的庭院，两边各排列着一长串的小间平房，类似电影中古代的“朝房”；后堂和住房十分清净幽雅。我也曾受人之托进监狱给犯人送衣服用品，当时的看守所（可能就是最初的牢房）设在县衙大门内右侧，不大（当年汤显祖纵囚人数也不会多），阴暗。在采访中，我加深感受想象四百年去汤显祖的生活环境。
开始时，搜集资料十分艰难，那时的县图书馆只有小小一个房间。我到处询问汤显祖其人,但很少有知道的。后来听说小学弄内有座“汤公祠”，那是纪念汤显祖的。我当时很高兴，约请了剧团党支部书记毛学源同去探访。走进小巷，只见一平房很矮，门上“遗爱词”三字斑驳模糊，我们扣开门，只见里面是农户住家，一长者听我们讲了来意后说：你们自己上去找找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找来手扶木梯，爬进漆黑的阁楼，取下一副木制楹联，揩去灰尘，只见两行楷字：
先后两临川我惭时政疏虞难媲昔贤褒众口
光绪乙亥孟秋月下擀
古今同邑宰公独名祠巍焕尚留遗爱结民心
同心衔权遂昌县事豫章乐桂荣谨撰并书
原来这是清代光绪年间遂昌知县乐桂荣撰题于“遗爱词”中的楹联。乐桂荣也是江西临川人，他一方面极力赞扬汤显祖“遗爱结民心”，一方面觉得自己“我惭时政疏虞难媲昔贤”。这最初的发现增强了我们发掘的信心。1962年7月，我去北京的中国戏曲学院（１９６３年改回中国戏曲研究院）听课。当时我的儿子刚出生，又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粮油限量，肉蛋奇缺，物质供应相当困难，我们全家住在妻子单位八平方的小单间，烈日当空，用旧草席挂在窗前挡热。在那样艰难情况下，我能忍心离妻别子，远去千里之外，也说明我创作愿望之强烈和实现誓言的决心。
我预领了路费，备足粮票，告别妻儿，赶赴北京。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的弟弟帮助下，当面将创作意图向著名戏剧史专家郭汉城和黄志冈先生谈了，他们听后都非常高兴，热情鼓励。黄志冈先生正在整理《汤显祖编年评传》，他说可惜就是没有亲临遂昌实地看看。在我离京前，黄志冈先生还将两套《汤显祖编年评传》油印稿送给我。1963年，我寄去了《《汤公除霸》（初稿名《汤公》又名《汤显祖在遂昌》）黄老先生曾经两次寄来长长的回信，端正小楷，一笔不苟。十分可惜的是，文革中，这两封信已遗失，连同《汤显祖编年评传》打印稿、全套古装版的《缀白裘》和《元曲选》也付之一焚，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戏文系主任郭汉城先生，瘦高的个子，浓重的浙江口音，是一位文雅敦厚的学者，只要有问题请教，他总是和蔼解答，我曾两次去拜访他。有一次，去首都剧场参加欧阳予倩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门前广场我又长时间地听他谈论汤显祖。
在京三个月，进一步树立了我的创作信心。回到遂昌，人家说你北京都去过了，剧本该拿出来了，殊不知到北京只是得到一些原则性的启示，要构思成戏还需下大工夫。当时的压力的确很大，一是那时剧团性质属民营（集体），多劳多得，自负盈亏；二是省地两级每年汇演，必须是自创剧目，等于是对“编剧”年考，也关系到剧团的名誉。遂昌的婺剧、越剧和木偶剧三个团，相互竞争，编剧每年必须拿出一个新戏，而且要象样的。
戏必须有戏剧矛盾，有好的故事，但汤显祖在遂昌只留下些零星记载，大学古典文学教材讲汤显祖也只提猎虎纵囚，创办书院，抑制豪强等寥寥数语。幸而我从小听过民间传说，说是有一项家公子，强要初夜权，民愤很大，汤知县等这位公子在京都做官的老子回家时，设宴名为接风洗尘，暗使冤民喊冤，等到取得了罪证，项大人无话可说，只得自己将儿子处死（在花园延秋亭用石灰桶腌死）。
我将这一事迹作为主线，再与汤显祖在遂昌其他政迹的零星记载揉合，围绕除霸的线索展开。用除霸的民间传说串起来，虚构了玉姑赵印等正反面人物，编织了许多独特的情节。除去了坐石灰桶的特定的情节，抛开了原始的真实人物，以免他人自我对号入座的闲言碎语。
故事围绕汤显祖除霸和写《牡丹亭》展开，当然由于受题材局限，虽然正面加了写作和演唱《牡丹亭》场面，但只是做副线穿插，剧中主要是描写清廉的不畏强暴的父母官，写作《牡丹亭》也适当地渲染了一下，以加强人物特色。
故事思路确定后，我下狠心再一次离开妻儿，借住到城北君子山下一间小房，
吃住不回家，二十四小时闭门写作。那段时间，我是日夜沉思，如痴如醉，思接千载，神游八方，浮想联翩，文思喷涌，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有时夜半起床十次二十次，每想到一词一句，即披衣下床，… 经过鏖战半月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看望久别的妻儿。经过这番昼夜奋战，剧本终于成形，就像初为人母一样，内心有说不尽的喜悦。剧本以“猎遇”打虎的紧张场面开场，紧接着“婚变”“下监”“观灯” “断案”“处斩”等场面，直到 “弃官”结束。其中我自觉最得意的有两处，一处是虚构了汤显祖在虎口救人后当月老做媒翁的场面。这一情节，汤显祖促成了一对患难青年男女的百年之好，突显了他“不作相府华堂客，却来深山当月老”的潇洒，然后又通过赠银，赠诗，表现了关心民瘼。汤显祖赠的诗，是我睡梦中想出的：“东岭多春色，患难得知音，峻峰隔不断， 恩情满山青。”我居然是梦中突发灵感写出来的，真有说不尽的创作快感。另一处是设计了汤显祖设宴时与赵印的对话。既寸步不让，又寓意深刻。这一稿，除了构思艰难，最需功力的是写唱词，既要符合人物个性，又要有文采，有动作。现在回忆《汤公除霸》的创作，虽苦犹甜，使我真正尝到创作的甜头，懂得了创作是怎么回事。这为我不久后创作现代戏《山乡红小兵》（载《浙江文艺》，复刊后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剧本）打下了基础。
完稿之后，我虽精疲力尽，但精神振奋，黄一丰先生帮忙刻印，他不仅工于书画刻写，而且了解汤显祖的一些掌故，他特意在剧本正文前替我描摹了汤显祖亲笔所书的两块匾，保留了文物的原样资料(原匾后在文革中遗失)。
县委宣传部长粱青山亲自审批，剧团在外地演出，我立即送去，全团情绪高涨，立即投入排演。可是就在临近排完准备上演时，忽接县委电话，暂时不能公演。当时全团人员莫名其妙，我立即回县查问，原来是当时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和宣传部长张春桥下达大写十三年的指令，古装戏一律停演。从此，《汤公除霸》被打入冷宫达十八年之久。文革期间，剧本屡遭批判，甚至在县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致敬电中，被污指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的“大毒草”。我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鼓舞与展望
《汤公除霸》从创作至今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抚今忆昔，展望未来，感慨万千。《汤公除霸》诞生之日起，汤显祖的光辉业绩被越来越多的遂昌人所了解，对宣传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那仅仅是起步。喜看今日汤学的队伍日益壮大，汤学研究硕果累累，特别是汤显祖研究会成立以来的成绩特别令人刮目相看。汤公如在天有灵，定是挥手笑慰。我和遂昌广大汤学研究者一样深信，在遂昌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研究会的全力指导—下，汤显祖文化之花必将在遂昌原野，在神州大地更加灿烂。我以古稀之年，期待为汤学研究再尽绵薄之力。
张石泉 写于北京大学燕园寓所
2008年2月24日
